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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郑京老师谈提琴

     我年轻的时候,作为一名普通的小提琴学习者和演奏者,80年代初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虽从师于俞丽拿、盛中华,受盛老师之托也曾拜见过盛家大哥盛中国,并与其家人共餐,但与中国以外的世界第一流小提琴家们见面,一直是一种奢侈的梦想。而成年后的我,作为小提琴制作者和音响专家(具体说是调琴师),我却有幸见到了不少杰出的小提琴家,其中包括一些世界顶尖的提琴大师,如郑京和、理奇、帕尔曼、斯特恩、莫特、马友友等。这里,我列举一些我和这些大师们见面的小故事,还有我向他们瞟学琴艺的小经过,来与大家分享,并希望能对拉琴的同行们和后辈们有所启发和帮助。 
和郑京老师谈提琴
 郑京和(韩国血统、毕业于美国朱利亚音乐学院,定居英国),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记得我在上音读书的时候,老柴的协奏曲,还有布鲁赫的苏格兰幻想曲,我听遍学院收藏的所有资料后惊讶地发现,我最喜欢的唱片,都是郑京和演奏的。也许是郑京和的演奏里,带有一种东方人细腻而冲动的气质,以及东方人对西方人音乐之理解的特性,每每欣赏她的演奏,我都有自己在拉琴的感觉。一句话,我是她一根很粗很粗的粉丝。我一直想着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如果有机会听她的现场演奏,我一定要冲到台前对她喊,要大声喊得她听见∶“I’m  not  a  great  man,  but  I’m  a  great  fan,  a  great  fan  of  yours.”  (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我是一根巨大的粉丝,你的粉丝。) 

 与郑京和相识是在9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当时我正在挪威国立音乐学院大学院研究小提琴音响学,利用空隙在史达弯尔市为当地的交响乐团服务(修琴调琴换弓毛),同时,我在当地的罗格兰音乐学院录制我的第一张古典小品CD。只听乐团的人说会来一位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与乐团合作巴托克的小提琴协奏曲。因本人对巴托克一向没有兴趣,故没有注意那著名小提琴家的名字。一天下午,乐团领导敲门走进我的工作室(乐团为我提供了专门的工作室)说∶“你现在有时间吗?有位演员的提琴状态不佳,能不能请你看看。”还没等我回答,他身后跟进来一位中年女士,亚洲人、个子不高、单单瘦瘦的。她穿着一件园领带花的T衫,很随便的样子。我真的一时没有把眼前这个普通的亚洲女子与我心中的偶像挂上勾来。 
 “What’s  wrong?”  我用英语问到,没有站起来,甚至都没有放下手里正在换弓毛的那支烂弓子。 

 “E弦高把位有杂音,G弦有点闷,你听听。”她边回答边拉起琴演示起来。 

 就是她那几弓子,把我惊呆了。吓得我屁股粘在椅子上想弹都弹不起来。等她停下来,我没敢对她的演示表示意见,而只是尽量轻松而不失cool地自我介绍到∶“我叫丹尼尔。” 

 “我叫郑京和。” 

 像所有的西方电影里一样,我们握了握手,就算认识了。 

 郑京和手里是一把瓜乃尼蒂杰索小提琴,尺寸比一般标准琴小许多,都快接近八分之七的程度。她所说的“E弦高把位有杂音,G弦有点闷”的问题,被本专家几秒钟就解决了。郑惊讶地问我在她的琴上使了怎样的魔法。盼了几十年,能跟这样伟大的人物见面,几秒钟的时间岂不是太短暂、太可惜。于是,我又把她的琴接了过来,很快,我发现她选择的A弦与E弦不配。所谓不配,就是从第三把位开始就达不成纯五度,而且把位越高差别越大。郑也表达了同样的烦恼,说她试过各种E弦,只有这根E弦(价格很低的德国弦)才能回答她想要的那种哭泣的声音。而因这根E弦与A弦构不成纯五度,一到高把位她的左手就会加倍地忙乎。既然如此,我只能在A弦上下工夫。当然,解决那个问题对于本专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太复杂的事情。然而,我却故意把它弄得很复杂,以给我和郑在一起更多的时间。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两才同时感觉到肚子饿了。我是东家,又是男的,当然由我请客。于是,她上了我那辆很旧很旧的白色宝马车,一车去了市里最像样的中餐馆。路上,我打开车里的音乐磁带,接触不良的破喇叭里断断续续出现她演奏的西班牙小夜曲。(后来她教我拉了这首曲子)她把脸转向车窗外,不知是怕暴露她内心的愤怒还是喜悦。 
  中餐馆王老板是我一位好朋友的弟弟,所以没有少听他哥哥为我吹牛,说我的小提琴拉得是如何如何地牛B,是拉粱祝的那个人的学生,还有盛中国的妹妹的学生云云。这回看到我带了个背提琴的女士进去,问∶“喂,成丹,是你的学生吗?”我马上告诉他,郑不是我的学生,是个琴拉得比我好,好得多的人。那王老板一听,来劲了。比你的琴拉得还好,那一定就是那个拉粱祝的人。我再次告诉王不是,说郑是比拉粱祝的人拉得可能还要好一点的人。王老板这一次认为自己绝对猜对了,跑上去握住郑的手,说∶“欢迎欢迎,我一眼就认出你是盛中国的妹妹。来给我们拉一首粱祝,啤酒我请客。”我立刻告诉郑说这个王老板也是她的大粉丝。被粉丝纠缠,对郑来说是一件极其习惯的事情。她当然边握手边敷衍。我立刻又告诉王老板,说郑听不懂他的话。王老板一听,不乐意了,使出吃奶子的力气把他的广东普通话说得尽可能标准∶“枕磨(怎么)听不懂呢?呕(我)讲得似(是)普通哇(话)呀!” 

  见郑京和不理会他那几句烂普通话,王老板使坏了。这是他的地盘,一定要整整这个装模作样的上海阿拉,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盛中国的妹妹。王老板知道,上海人是不吃辣椒的,上海不是有名言说“辣椒不补,两头吃苦”吗?所以他交代厨师,不管我们点什么菜,都往里面撒一把辣椒。菜上来了,我还没吃,辣味已经要把我的眼泪熏出来了。奇怪,王老板开的是广东餐馆,怎么一下子变到四川去了。我是湖南种,再辣怎么还能低档一阵,可我们伟大而娇小的郑京和怎么办、不行不行……我正起身,建议郑去另一家意大利餐馆,郑眼睛亮了起来∶“啊!辣椒,辣,好好好。”她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说∶“你怎么连我的口味都知道?我在西方生活,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吃不到正宗的辣。”我这才想起,韩国人吃辣,可谓世界第一,于是脸上堆满意外的笑容,告诉她这就叫歪打正着、或者叫心有灵犀。她问我灵犀是什么东西。我解释了半天解释不清,干脆告诉她“灵犀就是缘分。上帝安排我们认识,是一种缘分。”这一回她听懂了,连连点头∶“缘分,缘分。我同意。”当我们津津有味享受着辣劲的时候,王老板却躲在远远的地方窥视着,想像得出他心里是何等地得意。也许是实在过意不去,王老板最后还是送了两瓶啤酒给我们。王用广东国语抱歉菜太辣,郑用英语表扬他菜辣得好。两个人一来一去谁也不懂谁、却谁都以为对方懂了自己。我呢,随他们去,只管自己喝啤酒。 

 约好第二天上午继续为她调整提琴,我一车把郑送到了她住的酒店。路上,她打趣地问∶“喇叭,怎么不开了呢?” 

 第二天上午九点,郑京和准时到了我的工作室。按乐团安排,上午是休息的。也就是说,不受任何人的干扰,我和郑有半天的时间一起工作。她的E弦与A弦的纯五度问题很快解决了。接下来我调整了她的几支弓子,并和她一起试验各种松香。郑是连连吃惊,说∶“喂!你是人还是鬼?你不是人才,而是天才。” 

 之后她试过我亲手制作的两把小提琴。她惊讶地说没想到新琴也能发出如此沉着的声音。并说如果她能有一把和她的瓜乃尼蒂杰索一样尺寸的小提琴,她平时就可以用新琴来练习,好让她的瓜乃尼蒂杰索多休息一下。我答应试一试按尺寸做两把仿造琴。于是我把她的瓜乃尼蒂杰索拍了许多照片,并详细量了尺寸。 

 又是两个小时过去了,郑问我给她提供的服务是不是很贵,如果很贵的话,她得告诉她的经纪人。我告诉她我的服务的确很贵,就像她给人上一堂提琴课一样贵。于是,我们搭成协议,她教我一首曲子。 
 教我的曲子的弓法指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同时也会对拉琴的同行们有帮助的是她拉琴的方法(称为她拉琴的秘密也行)。郑告诉我,我们拉琴时有三个支点,肩膀与腮帮的夹琴点、左手支琴点、弓毛与琴弦的接触点。在这三个支点中,最最重要的是弓毛与琴弦的接触点。弓毛接触琴弦的位置、角度、重量、压力、速度,决定发音的质量。为达到最佳发音、或者自己所期待的发音,支琴点左手就不能紧张过硬;而要做到左手不紧张过硬,夹琴的肩膀和腮帮就不能紧张过硬;要做到肩膀和腮帮不紧张过硬,肩膀和上身的重心就要稍稍向后而不是向前;(只要上身一向前,双肩就会紧张;双肩一紧张就会把琴夹得死死,琴头也会往下掉;琴头一往下掉,左手就会用力去托,重心就不在弓毛与琴弦的接触点,而在左手与琴颈上了。还有,人的身体是连在一起的,对于没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一般人来说,身体某部分紧张,必然导致身体其他部位也紧张。)要做到肩膀和上身的重心稍稍向后,坐的时候重心要落在屁股根上,而不是夹紧屁眼把重心落在大腿上。这让我想起帕尔曼拉琴一直是坐着,身体向后,而且常常背靠在椅子靠背上。像帕尔曼那样的姿势拉琴,真的是上身想紧张都使不上劲。不信你试试。要做到肩膀和上身的重心稍稍向后,站的时候时而弯曲一下膝盖,或者翘一翘臀部,都可以帮助释放上身的紧张。在台上,女人穿着长裙子,臀部和膝盖可以在里面做一些小动作。而男士,就得想想既能放松自己,又不失样子的办法来。教完琴,郑说:“你还很能拉两下子,怪不得你对提琴懂得那么多那么深那么细。”到这个时候,我们双方都已经觉得很熟了,于是我跟她讲了实话。我告诉她我其实一直没有放弃当演奏家的梦想。即使现在,我还每天练琴,在录制CD,并表示如果有机会,还想去美国印蒂安纳大学院去深造。听了我的解释,郑收敛了笑容。她把琴放下,闭上眼睛让自己休息了一下,然后说∶“丹尼尔,我把你当成朋友,给你一点点忠告。”她告诉我如果我继续把演奏作为奋斗目标,去追寻那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再奋斗十年,二十年,也是无法达到她那样的水平的。

    如果我再怎么努力都只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小提琴家、我是说杰出的二流小提琴家的话,那与现在的生活,包括经济生活,都不会有太大的不同。相反如果我继续做我现在的事情,也就是修琴调琴,我将是世界第一、第一流的提琴音响专家和调琴师。我调琴会比拉琴更加被人需要,我会在各方面(包括经济上)都生活得更充实。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杰出的小提琴音响专家和调琴师,我照样可以拉琴。接着,郑给我讲起了她为了购买她手里的那把瓜乃尼蒂杰索小提琴,是如何历经辛劳的过程;还有她最终又是如何决定嫁给她的丈夫的。(这些属于个人隐私,我就不在此多说了。)最后,她对我说∶“丹尼尔,你是一个男人。男人是要挣钱养家的。等你有了孩子后,你就知道了。就连我,生了孩子后的那一段时间,根本不想碰琴,成天是我抱着孩子到处跑,保姆拧着我的提琴跟着追。我这些话你现在可能听不进。但十年后,相信我,你会感谢我的。”应该说,郑京和的忠告对我是起了作用的。也因此,我现在的确生活得很充实,从精神到经济上都生活得很充实。也正是由于我放弃了演奏,我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去实现我一个又一个的附属梦想,比如当小说家(2002年被评选为台湾优秀作家并出书;并号称在日华人第一扬名写手),去美国好莱乌学习电影写作(英文剧本“提琴夫人”为2003年度南加州电影学院最佳剧本)等等。

当天晚上郑京和演出,她在门口给我留了一张票,票上她亲笔写上了我的名字。演出后她又把我作为她的私人朋友邀请到晚宴上,并把我作为“调琴天才”介绍给其他人。(之后挪威报纸电台都有所报导)

与郑分手的时候,我们说好如果她的琴有什么问题,她会随时打电话问我。如果我有什么人生的问题需要与她交流也可以打电话给她。她给了我她在英国和韩国老家的私人电话,并告诉我如果找她,不要说找郑京和,而是另一个只有朋友才知道的名字,那样的话,如果是别人接了我的电话,就不会把我当一般粉丝敷衍我了。之后,我们确实通过电话,记得有一次是在我晚上因孤独而睡不觉的时候。

再次见到郑京和,是十几年以后的名古屋。她演出后我带着鲜花去台后见她,想告诉她,我接受了她的忠告,现在生活得很好,汽车洋房成堆、老婆孩子成群。郑在不同的国度再次见到我感到很意外。她高兴地把我介绍给了她的钢琴伴奏,并不顾在外面等她的粉丝群,而提笔给我写了满满一页字∶“Dear  Daniel,  It  is  so  nice  to  meet  you  again  in  Nagoya…”之后,在我和她与她的钢琴师合影后,我陪同她去见了她的粉丝群。那让我在日本的提琴顾客们面前又足实地风光了几分钟。

那以后,我们没有再联系。下次见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国度?  我希望是在上海音乐学院,那个她成为我偶像的地方。如果真能那样,就真的是缘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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